方文培教授（1899年12月10日-1983年11月30日），字植夫，重庆忠县人，著名植物学家，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，荷兰皇家学会会员，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、槭树科专家，被称为“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”。曾任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，兼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（四川农业大学前身）林学系教授，讲授《树木学》等课程，亲手培养了十几届林业专业学生，不少学生的学生已成为国内外的教授、研究员、著名学者。这位字带“植”的老教授，与植物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。
学以广才，志以成学
方文培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当时家境贫寒，生活艰苦，6岁即随父亲、祖父务农。辛亥革命后，方文培考入忠县中学第九届，对学习和热爱自然科学的启蒙也从这里开始萌芽。他学习努力，晚间常用百步灯独自照读至深夜；中学距家120里，他往返翻山越岭，草履徒步，养成了踏实刻苦的精神。
22岁时，方文培考入南京东南大学（南京大学前身）生物系，他学习成绩优异，是学生中之佼佼者。在学习过程中，他见记载中国植物的《中国植物名录》和《华西植物志略》均系外国人编著出版，不禁愕然，遂立壮志：一定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植物志！由此，激励他终生从事植物学研究。
方文培于1927年考入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（时称）读研究生，在钱崇澍教授直接指导下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。他了解到植物分类学在国计民生及植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，便专攻植物分类学。遵格物致知的古训，博览群书，跋山涉水考查植物，采集标本，为中国植物资源状况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他深知中国幅员广大，植物种类繁多，亟待研究开发，然而已往搜集的标本甚少，因此必须亲自涉足山川实地调查，了解种群分布状况和采集充足的实物标本。在这一时期从事野外调查与采集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，特别是在四川周边，地广人稀、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更是艰险，可是方文培从不畏惧，他克服各种险阻，历尽艰辛，徒步行程数万里。为了采得一份珍贵的标本，他几次几乎献出自己的生命：在从金佛山赴峨眉山途经江县山采集时，忽被地方武装抄袭，不但毁了全部标本，还被关押了3天后送至县府才免罹害；从洪雅至瓦屋山步行6天，借住于山顶一座小庙，一日外出采集，忽遇大雨滂沱、山雾弥漫而迷失了出林方向与小路，不得不夜宿岩洞，忍饥受寒，辗转4天后，他才回到住地。
由于方文培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、矢志不渝，从1928年开始到1933年，历经5年时间，行程8000余公里，共采集植物标本1.2万多号，约15万多份，现主要分存北京、南京、成都等植物标本馆。方文培亲手采集的标本不仅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重要资料，许多也是世界植物学研究的珍品，成为中国最早最宝贵的一批植物标本，为了解中国植物资源、发展中国植物学事业奠定了基础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
杜鹃花居世界三大名花之首。我国是“杜鹃花之家”，杜鹃花种类占世界的80%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欧美传教士、植物学家纷至沓来，盗走了我国数百种杜鹃花，他们以此为亲本，不断培育新种。祖国受欺凌，杜鹃遭抢夺，面对此情此景，方文培的拳拳爱国心化作了拯救杜鹃花的切切赤子情。
1934年，方文培留学达尔文的母校、以杜鹃花研究闻名于世的英国爱丁堡大学。杜鹃花标本室里，摆满了大多来自中国的杜鹃花模式标本，睹物生情，他感慨万千，将唐诗换了二字，来寄托心情：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英伦(原诗为宣城)还见杜鹃花，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在这里，他勤学苦钻，颠沛于巴黎、柏林、罗马、维也纳等地植物园和标本室，收集原种照片和文献资料，其中杜鹃花属的文献资料卡片达两万余张，考证了大量植物标本，并于1936年发表了论文《近时采集之中国杜鹃花》，这是中国学者研究杜鹃花的第一篇论文。
1937年10月，方文培归国任教于国立四川大学（时称），潜心于植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，并于1942年发表了四川第一部植物志《峨眉植物图志》。英国植物学家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评价道：“在三十年代强有力的林奈分类法及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，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于1939年发表了槭树科专著。他不仅注脚下科学的拉丁学名、中文名称以及特性，而且还是用英文著述。后来，在他另一部著名的《峨眉植物图志》中，这些相关的问题的研讨都包含在其中，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道路。”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则认为，此著作显示了方文培非凡的才华和惊人的发现，于1950年授予他银质奖章。
图：四川第一部植物志《峨眉植物图志》，现存放在林学院树木标本室。
1982年，83岁高龄的方文培，亲身到熊猫的故乡——卧龙，登上那里的一百多座雪峰之一的巴郎山实地考察杜鹃。他反复查实中外800多份专题文献资料，细心对证50大柜计1万余件标本，对树型、叶片、花朵及果实一一进行了考证，发现了世界上唯一的杜鹃新品种——巴郎杜鹃。1932年以来，方文培共采集植物标本11万多号，约50万份；发现植物新种100余个，其中40多种均由他命名；出版植物学专著11部，发表论文80多篇。
方文培“编写中国自己的植物志”的毕生追求终于变成现实。
勤苦浇灌，培育栋梁
方文培对青年的培养倾注了满腔热情，在教育事业上赤胆忠心，孜孜不倦，耗尽毕生精力，可真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。他从教的40余年中，亲手培养了十几届植物专业和林业专业的本科生、四届研究生、一届外国留学生，听课学生多达5000余人。
方文培讲授植物学、植物分类学、林学系树木学等课程，教学任务虽重，他总是写出英文讲稿，课后又指导学生野外实习，不厌其烦地讲解花、果的结构及特征，和如何采集与制作标本等。在讲授植物分类学课程中，他按恩格勒的分类系统且以科为重点，先介绍该科常见植物，再扼要讲解其特征及系统地位，然后举出属、种的特征进行比较，最后说明其地理分布、经济价值等。讲课条理清楚、循序渐进，学生易于笔记，每次讲课学生都感到增加了不少新知识。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分类学的兴趣，一年五月正当杜鹃花盛开季节，他支持学生上峨眉山采集各种杜鹃花回校，自己鉴定名称并举办花展，助学效果很好，以致这些学生毕业时有近半数人争选分类学做毕业论文。
方文培自幼家境贫寒，在他成长的道路上，经历了许多曲折与磨难，深知获得学习机会之不易，为了帮助经济上较困难的学生，他曾用自己的部分工资在校内设立一项奖学金，赞助有志者努力学习。少数学生寒暑假回家缺路费，他也解囊相助。
方文培治学非常严谨，对工作高度负责，哪怕看似一些小事也如此。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、我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杨俊良，回忆道“当时云南生物所送给标本室几千份植物标本，需要把拉丁文名称标记上去，他要求我们几位助教做这项工作。标记植物名称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，多次重复作不同名录后，就了解到不同植物的科、属、种，并对我后来在工作中拉丁文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极大帮助。”方文培教导年轻教师要兢兢业业地学习，要求教师在讲台上讲的每一句话高度精准，“一番严格要求对我影响巨大，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、科研、人才培养中如此严格要求自我和学生们。”方文培经常带领年青教师进行野生植物调查、科学研究，还经常帮他们审稿、改稿。即便是逝世前数日，他仍然坚持坐在医院病床上给一位青年教师字斟句酌地修改论文，在他辞世后的手提包中发现该稿《中国西南杜鹃花四新种》已修改完毕。
中国植物原始记载散见于许多外国书刊和植物标本室，要了解一种植物是否被发现过，需查阅上百种专用文献，有时还要查阅专用文献以外的大量有关文献，因而不少青年师生对植物学的学习和研究望而却步。方文培以顽强的毅力、超乎常人的执著和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，将这些问题逐个化解，扫清了植物后学在科学研究的障碍。在他编写的《植物学分类学备要》讲义的第4部分，把近200年来英、美、法、德等12国70多位植物学家的著述中关于中国植物分类学的文献90多种，一一作了详介，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、为后学对植物分类的学习研究浇筑了坚实的基础。1975年他已74岁高龄，为了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，他开辟专题讲座，讲授《植物分类学研究方法》，并抽出时间写出系统讲稿，把分类学基本研究方法阐述得极为详细，同时介绍国内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和现状，以便青年学者继续努力奋起赶超使其顺利成长和成才。
方文培教授才华卓越，硕果累累，为我国植物学的科研、教学、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参考资料：
1.《植物杂志》，1983年3期，《植物学家方文培先生》，赵清盛。
2.《开辟中国植物研究新道路-著名植物学家方文培与四川大学》，光明日报，2006.7.14
3.《杨俊良：我的若干记忆》，校园网。